零丁洋里叹零丁——宋帝国的最后一日（上）--三元九运,九紫离火运-九紫运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提到宋朝，首先想起的，不是太祖兄弟的斧声烛影，不是徽宗的瘦金体，不是辛弃疾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也不是李清照的“此情无计可消除”，而是苏东坡这首大白话体的《寒食帖》（天下第三行书）。

寒食帖

“帖”是宋代文人的随手写的小贴士。在1082年的春天，苏轼被流放到黄州三年了，前途未卜，生活拮据。颓然寡欢之余，他提笔写下这段白话般的文字，苦笑这个潮湿苦闷，无声无息的春天。没有沉重的国仇家恨，也没有清新的田园农舍，“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苏轼只是表达了对个人遭遇的烦闷，对人生前路的愁苦，帖子通篇透着一个“丧”字。

没错，“丧”，现在很流行的词，多用于概括年轻人挣扎在社会内卷中的个体的自嘲与苦笑，这是一种“现代”的情绪，是基于个体自我意识形成的基础上的情绪。

东坡先生所处的宋朝，虽然存在于一千多年前，却比后面任何一个朝代更接近“现代”。这种“现代”，包括物质上的飞跃与提升，比如火药、指南针纸币在宋代广泛使用、大规模对外贸易、专业化的地方分工；包括丰富的市民生活，比如宋人刷牙、养宠物、吃冰镇水果、玩插花和茶艺、用自来水；包括城市形态与结构的改变，这是遍布街巷的酒肆夜店带来的中国城市的彻底转型，要知道五十年前的唐朝，城里晚上是要宵禁的，全城的商业集中在城里一两个大市场中。

宋画——秋葵犬蝶图

这种“现代”，还指宋代社会开始出现的平民阶层崛起、文官阶层形成，商品经济发达。虽然这种变革是短期的、被元明清逆转了的。

平民社会形成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平民社会才能带来了“契约化、人口流动性、法治化”。魏晋唐时代，门阀制盛行，大家族占据社会顶端位置，把控所有社会资源，平民寒族只能通过“素质教育”，即通过贤良方正、德行兼备的察举制，进入上层社会，这事实上是社会板结。宋代才开始形成“平民社会”，不但全面开科取士（两宋取士约十万名，约是明清两朝的总和两倍），且617名两宋进士中，平民出身的寒门进士就有417名。

宋代是发达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顶峰时期，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认为，宋末人均GDP约600美元（按1990年美元为基准），这一记录在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才被打破。从社会发达水平、文化繁荣程度，城市建设水平等多方面看，宋代都可以算做中国古代历史的巅峰，乃至于被海外汉学家称之为“现代的拂晓时辰”、“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很遗憾，如此现代的宋朝还是亡了。

公元1279年3月19日，在今广东省新会市城南50公里的崖山海面上，宋帝国的最后一只武装力量，在宰相张世杰带领下，与追击而来的元军血战。战斗没有悬念，如同几十年来无数次战斗一样，元军（蒙古军）势如破竹。眼看兵败如山，南宋大臣陆秀夫背着年方7岁的小皇帝，投海而亡，战船上的十几万南宋军民纷纷自沉。战斗结束后，元军统帅张弘范得意洋洋，在崖山勒石刻字：“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值得一提的是张弘范并不是蒙古人，而是北方的汉人，他所带领的元军，大多也是北方汉人。由于南宋偏居一隅，北方汉人很早就归属于辽、金政权，后又成为蒙古属民。

与以往中原历次的改朝换代不同，宋元更迭，不只是朝代更迭，更是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儒家伦理与刀剑秩序、汉族与胡族、华夏与蛮夷的更迭。王夫之（船山先生）曾言，宋亡乃亡天下；日本近代学者（内藤湖南）甚至提出：“崖山之后无中国”（当然，这种说法主要是为日本人在中国大陆殖民，寻求合理性解释）。

宋本不该亡。论富庶，中华两千年诸帝国难出其右；论文化，不论宋词宋画，就论唐宋八大家，就有六人在宋代；论武功，作为农耕文明，宋帝国不断面对着北方层出不穷、愈来愈强的游牧渔猎民族（辽、金、西夏），直至与横空出世的蒙古帝国正面硬钢，是抵抗蒙古最持久、最激烈的国家。要知道，蒙古铁骑驰骋欧亚，饮马多瑙河，多少大帝国灰飞烟灭，而蒙古大汗蒙哥，死于南宋的钓鱼城围城战。

宋为何而亡？某种意义上说，宋亡于历史的牢笼，两次都是（北宋、南宋）。第一次，源自海上之盟，第二次，源自蒙宋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