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轮驶向何处--三元九运,九紫离火运-九紫运

2018年年底时，网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2019年是前十年最差的一年，却是后十年最好的一年”，但这句话没有流传多久，就消失了。这句话的消失不过是当年消失的千言万语中很不起眼的一句，没有人去在意这句话。虽然当时中美贸易战打了也有一年了，劳资纠纷也不少，但大多数人仍然相信盛夏将一直持续下去，冬天不会到来。

四年走过来，每一个人应当都感觉得到，自2019年开始，确实是一年比一年差的。现在2022年将近末尾，再把这句话搬出来，或许会被人嘲笑说是马后炮了。2023年会怎么样？会不会好一些？我想这是每一个人都想知道的事情。但只是随遇而安，做一种美好的祈祷，并不是一种对历史，对人生的旅途负责的姿态。所以我认为，在防疫政策重大转变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应该对过去四年做一些总结了，以便我们更好的应对将来的种种变局。

1.南方的问题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来说，东南地区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代表，因为其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塑造了其长久的商业氛围，继而塑造了其较专制主义更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其一，东南地区的小资产阶级，相较于其它地方更多，社会服务更人性化，基础设施更完善。其二，诞生于东南地区或经由东南地区的文化媒介舶来的文化是整个社会的先锋文化，供这个社会较为富有充裕的人享受。

一直在2018年以前，东南的资本主义文化都是为中国的舆论圈子奉为主流的，消费主义，拜金主义，还有一些文化舶来品，在当时都是先进的象征，但在2018年以后，情况就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了。最直观的就是整个舆论圈对于马云的评价：从18年以前的“马首富”，“马老师”，“马爸爸”慢慢变成了一些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词语，马云的名声日益的走下坡路了，与其相伴的是整个舆论圈内的消费主义及拜金主义文化遭到民间炮轰及官方封杀。但这是否说明了，以东南地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化在走下坡路呢？

我想，若要获得答案，首先需要把握的，依然是整个世界的政治及经济形势。

需要指出的是，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在整个世界的经济链条内扮演的角色，那就是消费品的供给者。但在08年金融危机以后，整个世界的消费需求出现降级，增长陷入停滞，但制造业国家却依然处于快速的增长当中，在这一增一减当中，我们出现了相当规模的生产过剩。所以，生产过剩基础的生产劳动力促使服务业快速发展，生产出的产品也需要被消费，回笼资金后再投入生产领域，以维持庞大的制造业运转。

在这场生产过剩危机中，“消费”显然是主要的解决办法，所以“消费”的词在这十年中一直是高高挂起，而有资本进行高消费的“先富起来”的东南资产阶级及广大有闲钱的市民阶层则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关于如何花钱的文化产品充斥着整个互联网，而实际上这些都是为了促进消化过剩的产品而塑造的舆论氛围。

当了解了为何会产生这种文化崇拜的“西风”后，我们也就可以分析为何18年以后会产生一股反对这种的文化崇拜的“东风”了。

18年一整年，是劳资矛盾激化的一年，因为长久以来的经济道路一直有两个问题：

其一，为了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以及维持产品相较于世界市场具有竞争优势，制造业劳动者的工资不能随意提高。

其二，服务业及经营资本蓬勃发展，加速了产品周转，也从中攫取了大量的利益，导致可以回流生产端的资本减少，金融化资本增加，金融既得利益集团扩大。

基于我国依然出于并且还将长期处于制造业大国的国情分析，生产端的问题是无解的，于是必须得从消费端去解决问题。而以服务业以及经营资本为代表的一些利益集团就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对象。

所以自18年以后，整个互联网对于一些企业和一些人的风评都在慢慢转变，虽然中间还有很多的拉扯，但总的来说，其立场是由“放”变成“管”了。但这其中又面临着很多问题，市民阶层债务化导致的不可逆金融化，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税收的中流砥柱，导致其管也不能管死，投鼠忌器，但这是后话。

2.北方的问题

自18年劳资纠纷后，19年特别行政区也起了一些风波，在整个社会越发不安的情况下，对于“大政府”的需求似乎是达到很高的程度了，特别是19年年末以后的疫情，让整个社会的行政体系都动员起来了，这一动员就是三年，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影响是巨大的，这不仅是一场抗疫，也是一场阶级斗争。

封控的逻辑依然离不开经济。为了保护制造业不停工，疫情不能在国内扩散开来，若制造业停工的话，我国最核心的经济支柱就会垮掉（实际上，就算防住了依然垮了不少中小企业）。

相比较下的，国外的疫情没有防住，对其国内的制造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导致国外对消费品需求高涨，而我们对内抑制消费，正是把产能输送国外，弥补其产能缺失的时候。

于是，这就产生矛盾了。作为一个城镇化率将近一半的国家，我们有着广大的市民阶层，而很多的市民阶层并不与工业资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精英市民阶层很多服务于金融资本，中等市民阶层服务于经营资本，还有很多小市民阶层从事服务业，或者在中小生产企业打工，他们都是封控的受害者。在封控初期，市民阶层还有余钱的情况下，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考虑，或许还会安心的封在家中，这也是19年末至20年的总体基调。

21年后，因为频繁的封控导致第三产业的衰落，小微企业及小生产者遭到重创，封控带给市民阶层的影响便愈发体现出来了。有的人他们自己就是小生产者，有的人他们是消费者，更多的是他们同时是这两者。封控不仅仅是一场防疫，它也是一场政治运动。当以行政区域划分出各个封控主体时，为了维持封控的成效，城市当中“市”的职能便必然被压制了，造成的则是各个区域商业服务职能的衰败。当封控导致城市的服务职能瘫痪后，市民阶层便要开始抱怨了，之前为生命安全考虑而与封控体系结成的统一战线开始崩塌。

这个矛盾在22年年末达到了比较尖锐的程度，是长期封控及个别地区管理不善共同造成的结果，再加之媒体传播，骚乱迅速在全国散播开来。也是在这个时候，封控解除了。

当然，封控的解除也是有预期的，不断增长的不满，吃紧的财政，美元加息的预期，城市化发展的需要，这些都能表明封控是必然解除的，而年末的矛盾冲突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

3.小环境与大环境

我们需要时刻牢记，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制造业大国，其发展永远是和世界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对于国内的一切分析都不能抛开国际不论。

19年末疫情爆发时美国还是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政府一直奉行量化宽松的政策，想再次创造里根政府的经济奇迹，在20年初疫情在美国蔓延开来以后，恐慌情绪席卷美国市场，造成美股大崩盘，特朗普政府更是无限制的进行量化宽松，整一个20年的金融市场都欣欣向荣。这当然是虚假的繁荣，但也是这虚假的繁荣维持了摇摇欲坠的世界经济。

整个20年，美国的M2就增长了25%，大多数国家为了维持与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也相应的印了很多钱。世界范围内的大放水和生产衰败刺激出了高需求，也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的价格暴涨，21年有许多国家被输入性通胀冲击，中国因为遏制住了疫情，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生产端没有垮，所以没有跟随美国进行大印钞。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21年中国多处限电限产的行为就是为了抵抗因为原材料上涨导致的输入性通胀所产生的。

自20年末拜登政府上台后，逆转了美国的经济政策，着手准备结束量化宽松，市场也一转风向，跟随美国转入加息，经济萧条，消费低迷的预期中，在20-21年上半年这一段的疯牛式增长过后，随之而来的是预期变成现实，而这个现实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还将继续持续，整个23年的经济预期都是一片低迷。

于是，我们可以依据国际与国内的状况对接下来的预期进行分析了。在19年末自21年初，国际金融市场上涨，国际实体经济低迷，消费暴涨，我国进行逆周期调节，对内遏制消费，防范金融风险，维持制造业运转，这一切都与国外的情况贴合互补。进入加息周期后，国际金融市场低迷，实体经济逐渐恢复，消费低迷，此时我国开发管控，疫情首次大规模冲击我国国内制造业，但城市的解封会促进消费的复苏，金融市场也亟待需要维持稳中向好的趋势。

于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合理的推测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国内的制造业会面临疫情的冲击，国内消费需要提振起来，因为国际的消费市场已经进入下降通道，金融市场则是需要一如既往的要维持稳定，不能跟着国际市场一起走下坡路。

再进一步推算，以生产，消费，金融三驾马车捆绑的不同利益阶层都将有退有进，之前因为消费，金融问题被打压的南方势力将复苏，舆论也将开始向南方倾斜，城市化和小资产阶级化又将持续。

4.推算的局限性

把握既往信息来对未来进行一定合理的推断，当然是有必要的，但须知不能全然相信这种判断。全球经济危机阴云笼罩，实际上不可预测性大大增加，对于形势的判断始终应该与时俱进。经济危机并没有因为这场疫情而出清，只不过是延缓了出清时刻的到来，而这篇文章只不过是不稳定环境当中追求稳定的一些尝试罢了，大家都喜欢的2018年必然过去，而萧条的2023也必然到来，历史车轮永远前进，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喜怒哀乐而停下。

祝大家2023年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