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重商，是相对于传统的轻商、抑商而言的商业政策。
自西汉以来各王朝一般是扶植农业经济，打击商业，不准商人子弟涉足仕途，进入官场，严重束缚了商业的发展与扩大。
宋代对抑商传统有所松动，允许商人入仕，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善和提高，一些官吏也兼营商业。
在这种情况下，宋代的商业繁荣起来。其主要表现如学者指出：商业都市增多。
城市中以往的市坊结构被打破，在农村中坊场墟市等集市增多和扩大并促进了新市镇的形成。国家的商税种类增加，数额也在增长。
商业行会空前发展，纸币的出现以及货币流通量的扩大，对外贸易包括海外贸易的兴盛等等。
那么，宋代商人地位提高的原因是什么？
当时朝廷的商业政策有什么弊端？
一、商人地位的提高
在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兴盛，商人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地位，带来了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
人们对“商”的态度逐渐改变，最终在社会中形成了“重商”的观念，这经历了一个过程。
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根据“士、农、工、商”的排序来看，地主、农民的地位是高于商人的，而宋代由于土地“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出现了“田宅无定主”“千年田换八百主”的现象。
这就为“家室略拟都邑”的商人提供了良好的时机，有财力的商人可以购置土地成为地主，从而提高自己的地位。
当然，也包括通过科举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宋初，在科举制度上，明令禁止商人参加考试，后来略有松动，但存在明确的限制。
《宋史·选举志》中记载：“凡命士应举，谓之锁厅试。所属先以名闻，得旨而后解。既集什伍相保。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
从这条材料中，可以发现宋初沿袭了前代的法律，政府明令禁止商人参加科举，这是西汉以来抑商传统的一个表现。
此后，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经济作物的进一步推广，使农副产品和手工产品增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使禁止商人参与科举考试的规定又有所变化。
英宗治平元年（1064）六月，诏令：“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者，亦听取解。”
虽然这里规定必须是“奇才异行者”，才能“听取解”即入仕，但也给长期以来受社会抑商观念压制、束缚的商人提供了机会，让他们有了入仕官场的可能和依据。
这和前面各代相比是很大的进步。英宗治平元年（1064）允许商人中有“奇才异行者”参加科举，这就为商人入仕提供了法律依据。
当然，这主要给富商打开了一条道路，富有的商人也利用这个机会进入官场。
当然，宋代商人入仕也有其他的途径，除了参加科举考试外还有买官、联姻、贿赂等方式。宋朝政府经常通过卖官以充财政之需，在筹措军费和救济赈灾时就经常卖官。
由于有些商人虽然有钱但缺乏社会地位，卖官就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做官机会，哲宗元符三年（1100）官职的价钱是：奉职六千贯，借职四千五百贯，斋郎三千二百贯。
徽宗时卖官达到一个高峰。当时，“出颁假将仕郎等告牒，比之往岁，不啻数十倍”。买官的人还可荫及子孙，“富民猾商，捐钱千万，则可任三子”。
联姻也是商人入仕的一种通用方法，仁宗时，开封府尉氏县茶商马季良娶外戚的女儿，而授光禄寺丞，由皇帝召试馆职。
宋代婚姻论财，一切向钱看，“宗女当嫁，皆富家大姓以货取”，“近宗室女既多，宗正立官媒数十人掌诉婚，初不限阀阅，富室多赂宗室求婚，苟求一官，以庇门户，后相引为亲。
京师富人张氏至有三十余县主”，这种“宗室以女卖婚民间”的现象是普遍的，而实际上，商人与皇室、官吏等的联姻也是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一个很好办法。
宋代时还有“榜下捉婿”的风气，宰相贵戚经常选婚于考场，而不论出身，商人子弟也列在其中。
在《宋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贿赂朝廷官员以进官场的事例。例如宣和六年（1124）殿试，宦官梁师成接受富商贿赂，一百多人，每人至七八千缗，“皆予登第”。
读过《夷坚志》和《水浒传》的人可能还记得在书中很多关于买官的例子，用很通俗的方式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商业主体的商人队伍有所扩大，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虽然很多商人的入仕是通过买官得来，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也是宋代重商的一个重要表现。
宋代的知识分子对商人的看法也有很大的变化，商人在士人眼中地位的提高，也是宋代重商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直以来，社会对商人评价都是很低的，一般都有“无商不奸”的说法。在古代社会，人们把社会阶层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种。
其中“士”是最尊贵的，“农”次之，“工”更在其次，最后才是商人阶层。商人是最为低贱的，被人们所鄙视。
宋代官僚士大夫对于商业的主要观念仍是“所谓末者，工商也”，他们也仍然把商人看作是社会底层的“贱者”，甚至很多商人的子孙也因为自己的商人出身而感到羞耻。
然而，宋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却有着不同的观点，范仲淹在他的《四民诗》中感问道：“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
他对传统的轻商、蔑商观念提出强烈抗议。南宋学者陈耆卿对“农本工商末”的观念提出否定意见，他认为：“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
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符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
黄震也认为士、农、工、商“同是一等齐民”。
这种士农工商皆本的思想反映了当时一部分有识之士对商品经济发展和商人队伍壮大的认同，他们成为商人要求变革观念的代言人。
而那种单纯把义与利、理与欲完全对立起来，以言利为耻的迂腐的儒家学者，仅仅坚持他们那种传统的用道德取代经济问题的思维方式，不知变革，只能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绊脚石。
清代沈垚对商人的地位，有一段很精辟的分析：“封建之世，计口授田，处四民各异其所，贫富无甚相悬，周末兼并，而货殖之术以兴。
魏晋后，崇尚门第，九品士庶之分，而杂流不与清班并，仕者禄秩既厚，有功者又有封邑之租，以遗子孙，故可不与小民争利。唐时封邑始计邑给绢，而无实土。
宋太宗乃尽收天下之利权归于官，于是士大夫始乃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
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非兄老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
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
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很多官吏士人都参与到商业中来。司马迁在修《史记》时曾说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一句话就道尽了人人求“利”的事实。司马迁反对统治者“口不言利”，行动上却“惟利是图”。他的说法和宋代何其相似。
很多人嘴上不言“利”，认为商人追求“利”是很低贱的，而实际上很多人却为追求利益而不择手段，这又何其虚伪。
二、宋代商业弊政
在看到商人社会地位提高改善以及人们对商的评价改变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宋代政府对“商”以及商人的压制。
前文虽然提到很多商人通过科举考试、贿赂、买官以及联姻的方式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但通过这些方式成功的往往是那些富商大贾。
而占商人绝大多数的小商人更多的仍处于社会底层。他们是政府剥削、压榨的对象，也是各级官员敲诈、勒索的目标。
宋政府对“商”的压制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商税上，在宋初，为了稳定民心，宋太祖曾诏令：“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赀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箧搜索。
又诏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捐及创收。”太宗也曾言：“征算之条，当从宽简……以利细民。”
宋初政府采取保护商业流通的政策，因而商税较轻，但商税毕竟是大利所在，一旦政局稳定，商业活跃，政府便不再减轻税收，甚至倍加勒索。
政府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就向利润较高的商业开刀，通过提高商税，垄断专卖等措施强行分割商人的利润。
宋代商税的创立和商税额的增加，其前提是商业和商品经济的进步，也是宋政府因军费官俸等支出无度而导致财政支出过于庞大的结果，这就必然会使商人受到严重的打击。
不过政府对商税的增收，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商业在宋代经济地位的提高。宋政府对征收商税的态度，由于既有利可图，又受历来“重农抑商”传统的影响，是十分积极的。
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商税的征收也与日俱增，商税逐渐成为宋代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有记载曾说：“州郡财计，除民租外，全赖商税。”
宋自汴京至墟市建立起全国的商税网，北宋汴京、洛阳、大名府、应天府的四京以及南宋临安都设有商税院.
全国总税务共1993处，南宋税务更多，“商贾往来，不出襄境，境内二十里而有三税”。
商人每过一次，都要交纳一次过税，从这可以看出政府对商人的侵夺是很严重的。各级税务官也把收取商税数额当成升擢的依据。
“当职之吏，恣为烦苛，规羡余以市恩宠，细碎必取，掊克斯甚，交易不行，异夫通商惠工之旨也”，税官们“各求恩赏，增税数倍”。
税务官员为求升迁，取悦上级，必然加倍努力，使用各种方法增加税收。税务“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
在监管之下，又有专栏、栏头、女栏头、稽察、措置、弓手等小吏，这些小吏位卑而权重，“百色侵鱼，过数收税，不上赤历”。
孝宗淳熙五年（1178）四月二十六日，臣僚言池州、雁、黄州、鄂州税场之弊：“舟船实无之物，立为名件，抑令纳税，谓之虚喝。栏头妻女直入船内搜检，谓之女栏头。
所收商税专责见钱，商旅无所从得，荷留日久，即以货物低价准折，谓之所纳。
巡栏之人各持弓箭枪刀之属，将客旅拦截弹射或至格斗杀伤。税务依条自有纂节，栏头多用小船离税务十余里外，邀截客旅，搜检小商货物为之一空，税钱并不入官，掩为己有。”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商人所受到的压榨，商人的发展也有着重重的阻碍。
三、结语
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较之以往各代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
但是，宋代毕竟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长期以来受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引导，商人要根本摆脱“贱者”的地位，商业要真正得到重视，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
而且，由于商人并没有把自己从事商业活动所获利润大量投入到再生产中，反而把这些钱用于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宋代商业的发展还是重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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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宋代商人地位为何空前上升？最高能和王爷平起平坐发布于2024-05-11 22:1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