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初期佛教发生根本分裂之主要原因--三元九运,九紫离火运-九紫运

浅谈初期佛教发生根本分裂之主要原因

净然法师

一、问题之提出

众所周知，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至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悠久历史。我国古来对印度佛教的认识，是纵体的、是义理的，因限于资料，也欠缺史的整理，所以未能尽如其实际的了解其发展过程。这也充分说明了早期印度的国人对史的概念是很模糊的，没有像我国的国人有写史的习惯，他们只是口口相传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更替，越传神话色彩越浓，这样就使我们很难了解其本来面貌。

　　近世以来，由于欧美人士对巴利语圣典及梵文圣典的研究、发掘，加上考古学、语原学，及各国史书之有关印度部分的比排、审查、整理，使的混蒙蒙的印度佛教史，已经找出了头绪。在这方面的工作，日本学者已有了相当可观的成绩。[1]

　　通过前人的研究，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印度佛教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一、初期佛教；二、部派佛教；三、初期大乘（此时部派亦在流行，且还比较兴盛）；四、中期大乘、后期部派（在中期大乘时，后期部派亦在流行）；五、后期大乘、密教（后期大乘时，密教开始兴起）。[2]然就此五个时期中的初期佛教来说，此时的佛教是和合一味的；到了部派佛教时期，佛教不再是和合一味的了，而分裂成上座、大众二部，乃至后来分裂成十八部或二十部不等。为什么本来一味的初期佛教会分裂出部派，其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

　　对此，在渥德尔的《印度佛教史》、吕澂先生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印顺法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圣严法师的《印度佛教史》、圆真法师的《印度佛教发展史》、弘学居士的《部派佛教》等书中，都作了一些简要的说明，但没有深入系统的研究。近代的演培法师也曾写过《部派分裂之动因》一文，他从僧制的民主自由、师承的各自有异、语言的运用不同、时代的趋势所使、区域的文化熏染、观点的不尽相同、传说的纷歧复杂、彼此的习性悬殊、尊古出新的有异、圣典的存有异说等十个方面详细地阐述部派分裂之原因，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分析细致，是一篇十分难得的佳作。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法师、学者，对此问题都作过简要或详细的说明，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今在诸位前贤的基础上，笔者认为，造成原本一味的初期佛教发生分裂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对小小戒的看法不同；二、彼此习性、思想的不同；三、语言的不同。笔者主要从此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述。

　　二、对小小戒的看法不同

　　据南传佛教史料——《岛史》、《大史》所载，原本一味的初期佛教真正分裂成部派——大众、上座二部，是在佛入灭后一百年左右。此次分裂的原因，是由于佛弟子们对佛陀所制定的戒律在认识上有所不同而导致的。据说，那时东方毗舍离的跋耆比丘，违背原有的佛陀在世时所制定的教规，已出现向人乞钱的现象。当时西方摩偷罗的耶舍比丘来到该地后，对此加以反对，彼此发生了争议。耶舍比丘回去反映其事，并约集东西两方的长老们对这一行为作了判决：认为乞钱是犯戒的。当时参加集会的有七百人，为了使佛弟子们对经律的内容有一个统一认识，又用会诵的方式，举行了一次结集——即第二次结集。这次结集就以参加结集的比丘人数命名，称为“七百人结集”。若从结集的地点来称，又可名为“毗舍离结集”。

　　此次结集，虽因乞钱而起，而具体议论的内容则有十项：

　　一、角盐净：为供他日使用，听贮食盐于角器之中。

　　二、二指净：即是当日晷之影自日中推移至二指广间时，如未吃饱，仍可更食。

　　三、他聚落净：于一聚落食后，亦得更入他聚落摄食。

　　四、住处净：即是同一界内的比丘，可不必同一处布萨。

　　五、随意净：即于众议处决之时，虽不全部出席，但仍有效，祗要求得他们于事后承诺即可。

　　六、所习净：随顺先例。

　　七、生和合净：食足后，亦得饮用未经搅拌去脂之牛乳。

　　八、饮奢楼疑净：奢楼疑是未发酵或半发酵的椰子汁，得取而饮之。

　　九、无缘坐具净：即是缝制坐具，可不用贴边，并随意大小。

　　十、金银净：谓得接受金银及许储蓄之。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此十事绝大部分是有关小小戒[3]方面的问题。对此，东方毗舍离的跋耆比丘，以此十事可行，为合法；西方上座耶舍，则以此为不合律制，为非法。第二次结集的目的，即在审查此十事的律制根据。其结果，据各律典的记载，上座代表一致通过，认为十事非法。对此，东方毗舍离的跋耆比丘们大都不服，传说即有东方系的大众别行结集，遂于上座派分裂为二。更值得注意的是毗舍离的国王，亦不满客来的少数上座，而加驱逐。于是，东方系的大众部，西方系的上座部，就此隐然出现了。

　　以上是就南传佛教史料的记载来说的。若就北传佛教史料而言，关于佛教分裂的记述与南传史料有很大不同。根据《大毗婆沙论》卷九十九及世友的《异部宗轮论》，佛教最初分裂是在释迦牟尼入灭百年后，其原因乃是由于阿罗汉果的资格问题，即所谓的“大天[4]五事”。大天为印度佛教大众部派的始祖，尝编作一偈，以宣扬其所提倡之五项教义。其偈云：“余所诱无知，犹豫他令入；道因声故起，是名真佛教。”此偈所说的五事是：

　　一、余所诱：阿罗汉虽已无淫欲烦恼，然有漏失不净（遗精、便利、涕唾等）者，乃因恶魔憎嫉佛法，遂对修善者诱惑破坏所致。

　　二、无知：阿罗汉虽依无漏道而修，断尽三界之见思烦恼，然因无知有染污及不染污二种，阿罗汉仅断染污无知，尚未断尽不染污之无知，则尚有疑惑存在。

　　三、犹豫：疑有“随眠之疑”与“处非处之疑”[5]二种，阿罗汉尚未断尽后者，则虽为独觉圣者，每每仍有其惑。

　　四、他令入：阿罗汉须依他人之记别，方知自己为罗汉。如舍利弗、目犍连等智慧第一、神通第一之人，亦须依佛陀之授记，始知自己解脱。

　　五、道因声故起：阿罗汉虽已有解脱之乐，然至诚唱念“苦哉”，圣道始可现起；此系因四圣谛之观苦、空、无常、无我等，即是圣道。

　　如上五事，大天认为才是真正的佛教，所以说是名真佛教。当时大天的这种观点曾在“四众”[6]中进行过讨论，为佛教僧团内少数有地位的长老所反对，认为这不符合佛教教义，但多数教徒则支持大天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符合佛教教义。这样，反对大天观点的佛教徒形成上座部，支持大天观点的佛教徒形成大众部。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若据南传佛教史料所说，初期佛教发生根本分裂之原因，主要的则是对于小小戒意见的不同；若据北传佛教史料所说，初期佛教之所以会发生根本分裂，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佛陀教理的看法有所不同。然此两种史料之记载，到底那一种更接近史实呢？从对史料的分析来看，南传佛教史料上所说的最初分裂为上座与大众根本二部，大概是近于史实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第二次吠舍离结集时，东西方两系是否已决裂为上座、大众二部，在北传佛教史料《大毗婆沙论》卷九十九及世友的《异部宗轮论》中还没有证据，但在南传佛教史料《岛史》和《大史》中则有记载。此外，在《缅甸佛传》和觉音的《论事注》中亦有同样的记载。所以，我认为南传佛教史料上所载可能更接近于史实。但后来教理上的异执枝蔓，可能是促成从根本二部中分出许多部派的主要原因。据史家考证部派之所以分为十八种，大半是源于理论的分歧，这似乎已成为定论。

　　既然是由于佛弟子们对小小戒的认识有所不同而导致初期佛教发生根本分裂，那么，佛弟子们对小小戒的认识不同的这种现象，是在佛灭百年后才开始出现，还是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呢？据现有资料来看，早在佛刚入灭由大迦叶举行的第一次王舍城结集时，佛弟子们就已对佛陀制定的戒律在理解上发生了分歧。如姚秦罽宾耶舍共竺佛念等译的《四分律》卷五十四中说：

　　时长老富罗那，闻王舍城五百阿罗汉共集法毗尼，即与五百比丘俱，往王舍城，至大迦叶所。语如是言：我闻大德与五百阿罗汉共集法毗尼，我亦欲豫在其次闻法。時大迦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为此比丘，更问优波离，乃至集为三藏，如上所说。彼言：大德从佛闻，忆持不忘，佛听：內宿、內煮、自煮、自取食、早起受食、从彼持食来、若杂果、若池水所出可食者，如是皆听不作余食法得食。大迦叶答言：实如汝所说，世尊以穀贵时，世人民相食，乞求难得，慈愍比丘故，听此八事。时世还丰熟饮食多饶，佛还制不听。彼复作是言：大德迦叶，世尊是一切知见，不应制已还开，开已复制。迦叶答言：以世尊是一切知见故，宜制已还开，开已复制。富罗那，我等作如是制：是佛所不制不应制，是佛所制则不应却。如佛所制戒，应隨顺而学。[7]

　　又如东晋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的《摩诃僧祗律》卷三十二中说：

　　如是集毗尼藏竟。唤外千比丘入，语言诸长老，如是集法藏，如是集毗尼藏。有比丘言：诸长老，世尊先语阿难，欲为诸比丘舍细微戒，为舍何等？有比丘言：世尊若舍细微戒者，正当舍威仪。有言：不正舍威仪，一当舍众学。有言：亦舍四波罗提提舍尼。有言：亦应舍九十二波夜提。有言：应舍三十尼萨耆波夜提。有言：亦应舍二不定法。时六群比丘言：诸长老，若世尊在者，一切尽舍。大迦叶威德严峻，犹如世尊，作是言：咄咄！莫作是声！即时一切咸皆默然。大迦叶言：诸长老，若已制复开者，当致外人言：瞿昙在世，仪法炽盛，今日泥洹，法用颓毁。诸长老，未制者莫制，已制者我等当随顺学！[8]

　　又如刘宋佛陀什共竺道生译的《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三十中说：

　　富兰那语迦叶言：我亲从佛闻，内宿、内熟、自熟、自持食从人受、自取果食、就池水受、无净人净果除核食之。迦叶答言：大德，此七条者，佛在毗舍离，时世饥谨，乞食难得，故权听之。后即于彼，还更制四。至舍卫城，复还制三。富兰那言：世尊不应制已还听，听已还制。迦叶答言：佛是法主，于法自在，制已还听，听已还制，有何等咎？富兰那言：我忍余事，于此七条不能行之。迦叶复于僧中唱言：若佛所不制，不应妄制，若已制，不得有违。[9]

　　关于佛弟子们对小小戒的看法，在诸部律典中还有许多记载，在此我就不一一列举了。由上三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出，在第一次王舍城结集时，佛弟子们彼此间在对小小戒的认识上就有了分歧，但由于在教团中有很高威望的大长老摩诃迦叶坚持“是佛所不制不应制，是佛所制不应却”的原则，而没有使教团发生分裂。虽然此时佛弟子们对小小戒的认识不同没有导致初期佛教真正的发生分裂，但对后来初期佛教的分裂是有很大影响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第一次王舍城结集时，佛弟子们对小小戒的分歧，是造成初期佛教发生根本分裂之远因；后来佛灭百年左右的分裂，只不过是这一远因的延续而已，正所谓“有因必有果”也。倘若没有这一远因，又那有造成后来分裂的果呢？正因为如此，所以唐玄奘法师和近代的太虚法师都认为初期佛教的分裂，早在第一次王舍城结集时就发生了。对此，我亦有同感。

　　由上可知，佛弟子们对小小戒的认识不同，是造成原本一味的初期佛教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吕澂先生则有不同的看法，如他在《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说：“本来，佛临死时曾对弟子们说，我死之后，你们依靠什么呢？那就是要依法，依自己。可是形成宗教之后，佛徒们不仅不能完全依法，也不能完全依自己，反而要依佛了。所以，根本分歧，表面上看来是与戒律的宽严有关，实质还是对佛说发生了异解，可能就与上述九个根本问题，[10]特别是如来死后有无的问题相关。也可以说，两部分裂一上来就是对佛陀本人的看法有分歧。”[11]对此，我则不敢苟同。首先，我们从造成原本一味的初期佛教分裂成上座、大众二部的十事来看，完全是戒律方面的内容，故怎可说原本一味的初期佛教之所以分裂主要是对佛说的义理发生分歧呢？又假如真的是对佛说的义理发生了分歧，那么，为什么在原本一味初期佛教发生分裂时只提戒律上的十事呢？由此可见，佛弟子们对戒律的分歧才是导致原本一味的初期佛教发生分裂之主要原因。然就佛说的义理来说，在初期佛教分裂时，或许也有分歧，但不是主要之原因。我们从印度佛教发展史上可以看出，到阿育王时，佛弟子们才从律制的争执发展为义理的辩论。此时，佛弟子们在义理上的分歧才是主要问题。所以，我认为佛弟子们在戒律上的分歧，才是造成原本一味的初期佛教发生根本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彼此习性、思想的不同

　　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和习惯，是绝对不会相同的，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有你的个性，我有我的个性，你要我完全同于你，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要你完全同于我，亦是绝对不可能的。正因为众生的个性习惯有所差别，从而造成各自思想的偏重有所不同。

　　早在佛陀时代，有次佛陀说法完毕，上座弟子们和众比丘各自出去，东一群西一堆，或论道或经行。佛陀看见了之后，很高兴地问阿难尊者：“你看那边的是什么人？”阿难尊者回答说：“那边是以迦叶为首的一群，他们常常总是在一道的。”佛陀又问阿难尊者：“再看看这边的一群又是什么人？”阿难尊者老实地回答说：“这是以优波离为首的一群，这些人也是经常在一起的。”像这样的问答反复有数次之多。后来佛陀又近一步向阿难尊者问道：“你看他们一群一群的，有的走在东面，有的走在西面，结合的总是那样的自然，谁也没有替他们安排，你说这是什么道理呢？”阿难尊者不明其中的底蕴，就请佛陀予以开示，于是佛陀为阿难尊者讲解说：“以迦叶为首的一群，都是修头陀行的，凡是乐于修头陀行的人，都喜欢围绕在迦叶的左右；以优波离为首的一群，都是严持戒律的，凡是戒律清净的，都喜欢与优波离在一起；以迦旃延为首的一群，都是精于论议的，凡对于论议有兴趣的，一定都愿意接近迦旃延；以目健连为首的一群，必然都是有大神通的，所以他们也常常结合在一起。”佛陀复问阿难尊者：“平时跟你在一道的是些什么人呢？”阿难尊者回答道：“跟我来往的比丘，大都喜欢听闻佛法，只要有佛法听，他们总是愿乐欲闻。”

　　在刘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的《杂阿含经》卷十六第447经里，佛陀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曾对诸比丘们说：

　　众生常与界俱，与界和合，云何与界俱？谓众生不善心时与不善界俱，善心时与善心界俱，鄙心时与鄙心界俱，胜心时与胜心界俱。时，尊者憍陈如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上座多闻大德，出家已久，具修梵行。复有尊者大迦叶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欲知足，头陀苦行，不畜遗余。尊者舍利弗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大智辩才。时，尊者大目犍连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神通大力。时，阿那律陀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天眼明彻。时，尊者二十亿耳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勇猛精进，专勤修行者。时，尊者陀骠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能为大众修供具者。时，尊者优波离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通达律行。时，尊者富楼那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皆是辩才善说法者。时，尊者迦旃延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能分别诸经，善说法相。时，尊者阿难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多闻总持。时，尊者罗睺罗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善持律行。时，提婆达多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习众恶行。是名比丘常与界俱，与界和合。是故，诸比丘！当善分别种种诸界。[12]

　　由上引文可知，佛陀早已知晓诸弟子个性习惯有所不同，对此，他不但不以为意，且很喜欢的听其自然发展。既然在佛陀时代已经如此，佛陀入灭后，佛弟子们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是如此。然而这一现象，经过长期发展，自然地就形成一个一个的小集团，产生了不同的派别。因为“同气相感，此合彼离”，这是世间的常事，并不怎么奇特的。如我国向有禅教两派之说，参禅者与参禅者形成一个集团，而不以学教为然，甚至不愿与学教者往来；学教者与学教者形成一个教派，而不以参禅为然。又从佛陀所列举的十三位弟子来看，其中罗睺罗是舍利弗的徒弟，二十亿耳是迦旃延的徒弟，由此可以看出，在佛教僧团里，是有师徒关系的。研究一个人的学说来源，师承关系是很重要的。学说的思想，特别是佛法思想，确是多种多样的，常说八万四千法门，而且每一个不同思想流派，都与其师父的见解有关，只要知道了师承的关系，也就可以知道其思想来源，因为师徒之间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然由于师父的不同，弟子们所学的自然也就有所不同，久而久之，同一师父的弟子们，自然就会形成以师父为上首的一个小集团，以此类推，就会有许多个小集团。小集团与小集团之间由于各自所学的不同，其思想也必然不会尽同。由于思想的不尽相同，彼此间自然就会发生争论，从而走向分裂。

　　由上可知，诸弟子们的个性习惯及思想的不同，亦是造成原本一味的初期佛教发生根本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语言的不同

　　人类是有思想的动物，而个己的思想的表达，或彼此的思想交流，初则是以语言为媒介，进而则以文字为工具。我们可说：思想是没有说出来的语言，语言是已吐露出来的思想；或亦可说：思想是没有写出来的文字，文字是已写出来的思想。因此可以知道，所谓文字语言，都是代表人类思想的一种符号，所不同者，语言是以音声为符号的，文字是以形象为符号的，我们可用形象的符号，表达我们口头所要说的语言，亦可运用音声的符号，表达我们心中所要吐露的思想。在佛法的弘传上，文字语言的贡献，都是很大的。古人所谓：“言以传道”、“文以载道”，亦即显示文字语言的伟大功用。[13]

　　但文字语言，有其区域性，即在每一区域活动的人们，都各有其语言文字，人类有史以来，这是从来没有获得统一过的，特别是在印度，由于一般人们，严格遵守阶级制度，因为种族的种类繁多，语言文字的种类也就很多。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应用何种语言说法弘化呢？有许多的学者认为，佛陀生在当时印度的北部边陲地区，在现在的尼泊尔境内。但是他一生游行弘化却多半是在当时的摩揭陀国[14]，因而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就是摩揭陀国语，并认定摩揭陀国语就是巴利语。[15]亦有学者认为巴利语不是摩揭陀国语，而是印度西部的方言。[16]不过，佛陀在说法的时候，不是单纯地用一种语言，而是用各种不同的方言，以适应各个不同文化区域的众生。从佛陀一生说法来看，虽然用雅语说法的时候比较多，但他从不强调弟子们用同一语言说法。即使雅利安族的曾请佛倡议在僧团中全用雅语，佛陀仍是“听随国俗言音学习佛说”。关于佛陀对于语言的态度，在诸经律中有许多记载，如《毗尼母经》卷四中说：

　　有二婆罗门比丘，一字乌嗟呵，二字散摩陀，往到佛所，白世尊言：佛弟子中，有种种姓，种种国土人，种种郡县人，言音不同，语既不正，皆坏佛正义。唯愿世尊听我等依阐陀至（指梵文）持论，撰集佛经，次比文句，使言音辩了，义亦得显。佛告比丘：吾佛法中，不以美言为是。但使义不失，是吾意也。随诸众生，应与何音而得受悟，应为说之。是故名为随国应作。[17]

　　又如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的《四分律》卷五十二中说：

　　时有比丘字勇猛，婆罗门出家，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白世尊言：大德，此诸比丘众姓出家，名字亦异，破佛经义。愿世尊听我等以世间好言论（梵文）修理佛经。佛言：汝等痴人，此乃是毁损，以外道言论而欲杂糅佛经。佛言：听随国俗言音所解，诵习佛经。[18]

　　又如刘宋佛陀什共竺道生译的《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六中说：

　　时诸比丘种种国出家，诵读经偈，音句不正。诸居士便讥呵言：言何比丘昼夜亲承，而不知男女黄门二根人语及多少语法？诸比丘闻，各各羞耻，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问诸比丘：汝等实尔不？答言：实尔，世尊！佛即遥责诸居士：如何讥呵异国诵经，音句不正。[19]

　　又如唐义净法师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六中说：

　　缘处同前。时尊者舍利子与二婆罗门子而为出家，一名牛授，二号牛生。二人悉教读诵经教。后时此二人共游人间，至一聚落，多获利养，便往此村。时彼二人先学婆罗门歌咏声法。由串习故，今时诵读作本音辞。时彼一人遇病，忽然身死。其现存者既溺忧心，经多废忘。即便还诣室罗伐城，入逝多林。既停息已，便诣尊者憍陳如所。礼敬事毕，白言：尊者，可共温经。答言：善哉！我为汝诵。既诵多少，报言：尊者所诵经典，文皆谬误，音韵不长，致有所阙。答言：子我从先来如是习诵。即便辞礼，更別往诣马胜、跋陀罗、大名、婆涩波、名称、晡律拏、牛主、毗摩罗、善臂、罗怙罗。既至彼已，白言：尊者，共我温经。答曰：善哉！我为汝诵。既诵多少，广如前说，乃至辞礼，遂诣尊者舍利子所。既敬礼已，白言：邬波驮耶，可共温经。答曰：善哉！我为汝诵。同诵之时，长引声韵。其舍利子声更倍长。白言：大师，自余尊老，诵习皆谬。唯独亲教，音句无差。报言：汝愚痴人，自为谬误，谤余智者，不善诵经。彼诸大德，咸非谬误。既被挫折，默尔无言。时诸苾芻以言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诵经，长牵音韵，作歌咏声。有如是过。由是苾芻不应歌咏引声而诵经法。若苾芻作阐陀（Chandas，梵文）声诵经典者，得越法罪。若方国言音，須引声者，作时无犯。[20]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然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佛陀是允许弟子们用各自的方言来传教的。这是因为，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区域，其运用的语言一定不同。倘若只用一种语言——梵语或摩揭陀语来弘化，必然带来很多弊端。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因为当时印度种族复杂，语言复杂。如果佛弟子们只用一种语言——梵语或摩揭陀语来传教的话，就一定会有不少困难，就一定会影响佛教在人民大众中的传播。因此，初期佛教采取了放任的语言政策，一方面，它不允许利用婆罗门的语言梵文；另一方面，也不把佛所利用的语言摩揭陀语神圣化，使它升为经堂语而定于一尊。它允许比丘们利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来学习、宣传佛教教义。这对于接近群众，深入群众有很大的好处。据我看，佛教初起时之所以能在人民群众中有那样大的力量，能传播的那样快，是与佛陀所制定的语言政策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后来佛经异本很多，语言很杂，不像婆罗门教那样能基本上保持圣典的统一和纯洁，这也是与放任的语言政策分不开的。[21]

　　初期佛教的这一语言政策，无疑支持了各地教团的离心倾向，由此从而使原本一味的初期佛教分裂成部派佛教——大众、上座二部。如印顺导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大乘是佛说论》中说：“阿育王时代，华氏城因僧众的来自各地，语言隔碍，所以分用不同的语言诵戒，佛法即分为多部。在不同的环境中，佛教适应不同文化，采用当地语文，确为佛法分部的重大原因。”[22]

　　由上可知，佛弟子们采用不同的语言传教，确实是造成原本一味的初期佛教佛教发生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简短的结语

　　通过以上几点的探讨，我们初步认识到：本来一味的初期佛教之所以分裂成部派佛教——上座、大众二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佛教的进步，而不是到退，为此，我们应该感到无比的自豪，而不应有一丝的不悦。正因为原本一味的初期佛教分裂成部派佛教，才使佛教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亦使原先仅是恒河流域的佛教成为国际性的宗教，此大大地扩大了佛教的知名度。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出家学佛，读诵佛典，亦皆归功于此。由此可见，搞清楚原本一味的初期佛教之所以分裂之原因，对我们每个出家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对佛教史研究者，显得更为重要。

　　[1] 圣严法师《印度佛教史》序言，1页。

　　[2] 此分期法是根据方广锠教授《印度佛教史》讲义。

　　[3] 小小戒是指微细的戒。

　　[4] 大天（Mahadeva），音译为摩诃提婆，生于佛灭百余年，乃中印度秣菟罗国商人的儿子。相传他出家前曾犯杀父、杀母、杀比丘之三逆罪，后深悔前非，一日至摩揭陀国鸡园精舍，因闻一比丘诵‘若人造重罪，修善以灭除，彼能照世间，如月出云翳’而发心出家学道。他具有大神力，得三达智，曾至华氏城传道，阿育王归依之。亦是被派遣至摩醯娑慢陀国之唯一的传道师，曾于彼国讲《天使经》，四万人因此得道。他还提倡五种新说（即大天五事），导致原本一味的初期佛教发生根本分裂，分裂成上座、大众二部。此后不久，大天便命终。

　　[5] 处非处疑：处非处，就是理非理之义，与理相称的名“处”，不称于理的名“非处”，对诸称理不称理的事情，犹豫不决，名“处非处疑”。

　　[6] 所谓四众是：一、龙象众：龙象众后人有种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解释为与当时的“边鄙众”相对的“大国众”，即印度当时大国或都市中的僧团；也有人解释是指依借统治阶级的权力欺压正直佛教徒的僧团，“龙象”是比喻那些僧众像龙象一般的暴；二、边鄙众：有人解释为属于印度边鄙地区的僧众；也有人解释为“身在僧团，心在教外”的僧众；三、多闻众：指爱好佛法、广学多闻、善解经义的僧众；四、大德众：指“道德高超，智慧无上”的僧众。另外，据西藏佛教史料，“四众”是用四种不同语言诵戒的四种部派，即以梵语诵戒的说一切有部，以俗语诵戒的大众部，以杂语诵戒的犊子正量部，以鬼语（非雅利安系的地方语言）诵戒的上座部。

　　[7]《四分律》卷五十四，《大正藏》卷22，968页下。

　　[8]《摩诃僧祗律》卷三十二，《大正藏》卷22，492页下。

　　[9]《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三十，《大正藏》卷22，191页下。

　　[10] 关于此九个根本问题，由于内容比较多，在此就不一一注明，请详见吕澂先生《印度佛学源流略讲》，载《吕澂佛学论著选集》第四册，1940—1941页，齐鲁书社1996年版。

　　[11] 同上，1941页。

　　[12]《杂阿含经》卷十六，《大正藏》卷2，115页上、中。

　　[13] 此段引自演培《部派分裂的动因》，载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九十三册，149—150页，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初版。

　　[14] 摩揭陀国（Magadha），约当现在的比哈尔邦。

　　[15] 详见季羡林《使用不定过去时作为确定佛典年代和来源的标准》Die Verwendung des Aorists als Kriterium fur Alter und Ursprung buddhistischer Texte，德国格廷根科学院集刊，语言学历史学类，1949，p. 288, Anm, 2。

　　[16] 详见季羡林先生《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1—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7]《毗尼母经》卷四，《大正藏》卷24，822页上。

　　[18]《四分律》卷五十二，《大正藏》卷22，955页上。

　　[19]《五分律》卷六，《大正藏》卷22，39页下。参阅《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二十六（《大正藏》卷22，174页中）：有婆罗门兄弟二人，诵阐陀鞞陀（Chandas—veda）书，后于正法出家。闻诸比丘诵经不正，讥呵言：诸大德久出家，而不知男女语、一语多语、现在过去未来语、长短音、轻重音，乃作如此诵读佛经。比丘闻羞耻。二比丘往至佛所，具以白佛。佛言：听随国音诵读，但不得违失佛意，不听以佛语作外道语，犯者偷兰遮。

　　[20]《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六，《大正藏》卷24，232页下至233页上。

　　[21] 详见季羡林先生《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5页。

　　[22] 印顺法师《以佛法研究佛法》，出自《妙云集》下编之三，161页，正闻出版社，1998年版。

附灵谷寺净然法师简历:

俗名：李后平

1976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金湖县

1994年4月于南京栖霞寺出家

剃度师：南京栖霞寺辉坚老和尚

1995年-1997年就读于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

1997年-2001年就读于中国佛学院本科

2001年-2004年就读于中国佛学院佛教史研究生

2003年任南京灵谷寺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