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律八大部校释系列》序言
法音
一
隋唐，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巅峰时期，亦是汉传佛教八宗鼎立之全盛阶段。一时间，诸贤争鸣，群说竞唱，律学也步入了一个新的纪元。而开启它的正是被后人尊为“南山律祖”的道宣律师。
道宣律师，俗姓钱，江苏丹徒人。17岁依智頵律师出家，20岁依智首律师受具。随后十年中精进研律，听受《四分律》达20遍。长期、刻苦的戒律研习使得道宣律师深刻地认识到当时律学中的一些问题：一是“文繁”，律学注疏表面上看起来汗牛充栋、洋洋大观，实际上却解释繁琐，体例混杂，缺乏层次性和系统性，初学者难得要领，皓首穷经但事倍功半；二是“事阙”，律学研究不能紧扣实际，一味雕琢词句末节，回避主要矛盾，以至于“盛解律文，空张辞费，至于行事，未见其归”（《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序》，《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以下简称为《羯磨疏》）。况且，《四分律》有不少交待不清或不足之处，律师们因而各随己意，任情裁夺，导致交杂诸部，混滥自他，使得在行事标准上莫衷一是、轨则歧出。再则，小乘戒律与大乘教理在中国几乎是同步兴盛起来的，这跟古印度两者渐次而兴的历史有所不同，两者在形式与内容上的诸多不协调，对汉地佛教的长远发展造成了阻碍，已经到了必须正视并加以解决的地步。
道宣律师曾就以上问题向智首律师求教。智首律师是当时律学界的翘楚，著述甚丰。他的意见是律学应该兼收并蓄，不应局限于一宗之见，否则不能广济群机；况且，诸部戒体相通，戒相各有偏阙，若独尊一术，众说便不能流行。智首律师见解独到，对律学的发展贡献卓著，然而“五部并行”的方式要求学人必须遍学五部才能得其门径，增加了学习的难度。同时，多重标准的存在势必令戒律的规范作用打了折扣而缺乏明确简易的实践标准，不能很有效地指导实际的戒律行持。
正值而立之年的道宣律师感到，一味因循守旧乃是律学的末路。于是他毅然扛起整顿律学的重任，响应时代对律学革新的迫切呼唤。对于革新的必要性，比道宣律师小近40岁的义净律师也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诸部互牵，章钞繁杂”，以致“易处更难，显而还隐”，“上流之伍苍髭乃成，中下之徒白首宁就”（《南海寄归内法传》卷第一）。不过，与义净律师试图将新译一切有部律尽力应用于中土僧团的设想不同，道宣律师希望从本土盛行的《四分律》中寻求改变之路。当时，中土僧人前往印度求法的风气颇为盛行，印度僧人也频频来到中国弘法，道宣律师跟他们屡有切磋，对印度各部戒律也有一定了解。通过长期研究和深入思考，他考虑基于中国律学的历史轨迹和传统而发展出中土律学的新局面。《四分律》经过汉地律学界长达数百年的实践和研究，已较能适应汉地的根机因缘；一切有部律虽然有许多长处，但若直接应用于此时的汉地，则汉地佛教不得不面临重新适应的过程，让律学经历脱胎换骨式的革命。
在道宣律师以前，汉地律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为“从无到有”：始自公元3世纪中叶，昙摩迦罗尊者译出《僧祇戒心》，实行十僧授戒羯磨，汉地有了正式得戒的比丘，迄至公元5世纪初期，四部广律译完，其间历经近二百年，汉地律制初具规模。第二个阶段可称为“从泛到专”：始自公元5世纪后期，《四分律》脱颖而出，风靡九州，迄至隋代，智首律师著述《五部区分钞》、《四分律疏》，集前代疏钞之大成。这期间又是二百余年，四分律学已斐然可观，成为汉地戒律的主流。
道宣律师开启的是汉地律学的第三阶段，可称为“从繁到精”，即把律学从日渐繁琐冗长的义理辨析中解脱出来，将其提炼、升华为指导实践的实用指南。他从“删繁”和“补阙”两处入手，以一部条理清晰、内容精到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以下简称《行事钞》），开创出一套全面完整的律学体系。
首先，他一改以往诸师为整部《四分律》逐字逐句作疏的传统，而以“行事”为中心，将律学的全部内容归纳为30个专题。专题之间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能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行事钞》总共三卷：上卷包括“标宗显德”“集僧通局”“足数众相”“受欲是非”“通辨羯磨”“结界方法”“僧网大纲”“受戒缘集”“师资相摄”“说戒正仪”“安居策修”“自恣宗要”等众行12篇，意在建立众僧羯磨的纲要；中卷包括“篇聚名报”“随戒释相”“持犯方轨”“忏六聚法”等自行4篇，意在确立个人持犯的轨则；下卷包括“二衣总别”“四药受净”“钵器制听”“对施兴治”“头陀行仪”“僧像致敬”“讣请设则”“导俗化方”“主客相待”“瞻病送终”“诸杂要行”“沙弥别法”“尼众别行”“诸部别行”等共行14篇，意在申明诸行杂务的规范。
其次，道宣律师一方面明确以《四分律》作为根本依准，另一方面则合理援引他部律文，补充《四分律》中的不足，形成了“‘四分’为主、兼收余部”的风格，有效地解决了现实中的诸多疑难问题。
第三，删除繁文冗辞，突出主要问题，令《行事钞》“词简事周”，便于研习，极大地促进了汉地律学的普及推广。
道宣律师后来又完成了《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和《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以下分别简称为《含注戒本》《随机羯磨》），并分别为之撰疏，即是《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疏》和《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以下简称为《戒本疏》《羯磨疏》）。他提出“受体止持，摄修之极，无越戒本；据行作持，量处之要，其唯羯磨”（《羯磨疏·序》），“持戒之心要唯二辙，止持则戒本最为标首，作持则羯磨结其大科”（《随机羯磨·序》）。可见，两疏正是对《行事钞》精华部分的拓展和深化：《戒本疏》对应于《行事钞》的中卷，相当于止持的部分；《羯磨疏》对应于《行事钞》的上、下二卷，相当于作持的部分。《随机羯磨》与《含注戒本》短小精悍，再配合二疏详加研习，不难对律学通达无碍，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公元645年，玄奘法师回国翻译唯识、般若等各种佛教经典，道宣律师应诏参与译事。随后，他重返终南山，在充分汲取唯识思想的基础上，又对二疏作了增广修订。最终，道宣律师以唯识学为依托，以大乘三聚净戒为旨归，达成大乘思想与四分律学的融合，对后世及处于汉语文化圈的东亚佛教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道宣律师著述的“南山三大部”，是以《行事钞》为中心，以《羯磨疏》和《戒本疏》为扶翼。此外，他还撰写了《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四分律比丘尼钞》（以下分别简称为《拾毗尼义钞》《比丘尼钞》）这两部重要著作。其中《拾毗尼义钞》写于《行事钞》成书后不久，旨在梳理总结前代诸师的义学开演，阐释《行事钞》的未尽之言，侧重发挥“承上”的作用，以呼应《行事钞》的“启下”。《比丘尼钞》则主要针对比丘尼戒律展开，其篇章结构基本继承了《行事钞》的风格，内容更为简明，易于学习入门。后来，这两部书与“南山三大部”合称“南山五大部”，共同构成了南山律学的基本体系，并配合《新删定四分僧戒本》、《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量处轻重仪》、《释门章服仪》、《释门归敬仪》、《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净心诫观法》等，令戒律思想体系更加契合时机、深入完备，实现了“律学”到“律宗”的转变。
由于道宣律师对时运的深刻洞察，他的著作面世之后，很快便获得佛教界的普遍赞誉，一时间洛阳纸贵，广为传播，尤其以《行事钞》最受推崇。根据宋人统计，唐宋两代为《行事钞》所作注疏多至62家（宋朝慧显律师著、日本戒月律师改录《行事钞诸家记标目》），汉地本土僧人的著作能受到如此推崇，这在汉传佛教史上也是很少见的。
二
在诸家注疏中，北宋元照律师（师因长期住灵芝寺弘律，又被敬称为“灵芝律师”）的注疏最有影响。元照律师撰《资持记》解释《行事钞》，撰《行宗记》解释《戒本疏》，撰《济缘记》解释《羯磨疏》，后人称为“灵芝三记”。这象征着汉地律学进入了第四个阶段——“从杂到纯”。
元照律师，俗姓唐，浙江余杭人，是一位律净双弘、诸宗通达的高僧。他曾作《南山律宗祖承图录》，楷定南山九祖，并撰《南山律师撰集录》，搜罗道宣律师的散佚著作。他在弘扬南山律学的过程中认识到，经过四百余年的薪火相传，南山律学已经杂滥不堪，亟待正本清源。
首先是训文上的杂滥。三大部行文简约凝练，义理深邃，由此造成理解上的分歧，常常令学者无所适从。如唐朝志鸿律师感慨说：“当时传授，机利洞明；自尔学之，情昏莫晓。”（《南山四分律钞搜玄录》卷第一） 元照律师评论说：“理致渊奥，讨论者鲜得其门。”（《资持记·序》） 如何从众多解释中抉择南山正义，便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二是体例上的杂滥。古来引用往往不拘定式，详略失当，乃至过多引用俗书字解，令律味荡然无存。
三是义理上的杂滥。《行事钞》原本是一本基于指导实践的手册，但后代律师在注疏中，徒然增加了许多义理的玄谈，“即《增辉》等记，随文结释‘涅槃’‘四果’等，并依法相广列章门是也”（《资持记·序》）。在不知不觉中已渐渐偏离了道宣律师注重实践的原意。不但如此，“况复所引之论，多依《俱舍》《婆沙》，盖用实宗释今假部，可谓‘宗骨颠倒，理味差僻’，致令后锐，枉费时功”（《资持记·序》）。道宣律师开创南山律宗不久，一切有部律学也迅速崛起。先是怀素律师依一切有部之论书释《四分律》而立“东塔宗”，后是义净律师自印度引入“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东塔宗”与另一四分律学派“相部宗”之间也时有纷诤，故而各宗皆广引经论以释律学，阐发己意。南山宗后人难免要受其影响，但却渐渐偏离了道宣律师大乘圆教的持律观。
从教内环境来看，宋代的尊律、持律之风已无法跟唐代同日而语了。日本留学僧曾记载，“唐国诸寺三藏大德，皆以戒律为入道之正门，若有不持戒者不齿于僧中”（《唐大和上东征传》）。相形之下，元照律师的弘律经历则十分艰辛。他曾严遵佛制，“披布僧伽梨，振锡擎钵，乞食于市”，反令众僧哗然，“习俗骇异”（宋朝宗鉴法师《释门正统》卷第八）。他还曾翻刻唐代慈愍三藏《净土集》以倡导依经律念佛，却被其他僧人认为“虽以劝修净业为名，意实毁谤禅宗指为异见著空之人”，以“假慈愍集以畔六祖”的罪名告上官府，虽免去牢狱之灾，但仍被责令销毁刻版（宋朝志磐法师《佛祖统纪》卷第四十六）。如果说道宣律师所面临的是如何将四分律大乘化的问题，那么在禅、净等本土宗派盛行的宋代，元照律师所要解决的则是如何将四分律本土化，以回应其他宗派的质疑和挑战。
“化当世无如讲说，垂将来莫若著书”（《释门正统》卷第八），元照律师将满腔心血贯注于对三大部的注疏之中，剔除杂滥，还彼纯正。唯识思想在宋代已经衰落，在持律观念上，元照律师用天台圆教阐明南山宗义，使南山宗更加本土化，促进了汉传各宗派间的融合汇通。《资持记》、《行宗记》与《济缘记》的问世，使南山三大部再次光显神州，“资持派”遂被后世律家推为南山正统，元照律师也被誉为律宗的中兴之祖。此外，元照律师还为道宣律师的诸多著述制作科判，如《释四分律行事钞科》、《释四分律含注戒本疏科》、《释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科》、《拾毗尼义钞科文》。这些都成为后人研习南山律学的必备参考。
南宋末年（1246），闻思律师上奏宋理宗，乞请“南山三大部”与“灵芝三记”入藏，获得准许，然而未见官刻藏本传世（在民间私刻的《毗卢藏》中有收录，但没有广传）。元代以后，南山律典在汉地几乎湮灭殆尽，仅有《随机羯磨》因早先入藏而留存。近年来，借由国家古籍普查的工作，又陆续发现了道宣、元照二位律师若干著作的宋明刻本，例如：国家图书馆收藏有宋刻《行事钞》一卷（存上卷）与《含注戒本》二卷、明刻《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一卷与《新删定四分戒本》一卷，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宋刻本《济缘记》，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也收藏有宋刻本《资持记》一卷（存“一上”）等等。可惜的是，这些零落的古籍在历史上多被封存起来，终究未能起到传承南山律学的实际作用。
三
所幸的是，南山律学的法脉传播到日本，并生根发芽。最早赴日的中国僧人道璇律师就已经在日本“常讲《律钞》”，弘扬南山律学。鉴真律师东渡的时候，也带去了“南山宣律师《含注戒本》一卷及《疏》《行事钞》五本，《羯磨疏》等二本”（《唐大和上东征传》），在日本创立了律宗。此后律宗便在日本绵亘不绝，虽然偶有衰落，但屡获重振。宋代，日本的俊芿律师及其弟子相继来中国学律，并带去大量南山律典的宋代刻本，在日本泉涌寺复刻出版，史称“泉涌寺版”，重兴南山律学。
日本律宗诸家对于南山律典的研习也无有间辍，注疏累累。例如：凝然律师撰《律宗琼鉴章》六十卷（现存二卷）、《律宗纲要》二卷；湛睿律师撰《行事钞见闻集》；照远律师撰《资行钞》、《警意钞》、《显缘钞》，分释南山三大部与灵芝三记；英心律师撰《资览决》五卷；另有撰者不详的《通释》十卷、《济览》二十六卷等等。进入江户时代，日本律僧还分别将“南山三大部”、“灵芝三记”以及相关科文合会为一，免去对读时的繁琐，更加便于使用。其中，慈光律师、瑞芳律师将《行事钞》、《资持记》及其科文合会，即静律师将《戒本疏》、《行宗记》及其科文合会，禅龙律师将《羯磨疏》、《济缘记》及其科文合会。我国唐宋律师对南山律典的很多注疏，也在日本得以保存至今，如大觉律师撰《行事钞批》，志鸿律师撰《四分律搜玄录》，景霄律师撰《行事钞简正记》，允堪律师撰《戒本疏发挥记》、《羯磨疏正源记》、《拾毗尼义钞辅要记》、《比丘尼钞科》等等。
南山律学也远播至朝鲜半岛。新罗智仁律师是道宣律师的亲传弟子，在道宣律师创立戒坛之后亲从受戒，撰写《四分律抄记》十卷。高丽太祖十八年（935）兴建的开城开国寺，是南山宗本寺。高丽僧统义天来华从元照律师听闻戒法，受传《资持记》，获授菩萨戒，将元照律师著作携归高丽流通，屡次开讲《行事钞》。在存世不多的《行事钞》注疏中，我国辽代僧人澄渊律师所著的《四分律钞详集记》十四卷幸存了下来，现藏于韩国海印寺等处。
越南也有南山律学的弘传，越南胜严寺藏有我国明清之际弘赞律师《四分戒本如释》、德成律师《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悬丝钞》等的复刻本，均是19世纪时所刻出，可略窥当时越南佛教之一斑。
后来，朝鲜律宗先是跟总持宗合并，后又摄入禅宗，因而逐渐没落。日本佛教在近代遭遇明治维新，以致僧侣蒙难，戒法废弛，南山律学命若悬丝。然而三宝冥佑，律灯不熄，清末民初之际，弘一律师从多方收集古刻本精审点校南山五大部，在神州重树律幢，让南山法脉在近代得以重兴。
四
弘一律师，俗名李叔同，生于天津，祖籍浙江平湖。出家前，是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多才多艺、开近代中国文艺新风尚先河的艺术大家；出家后，是我国近代专弘戒律的一代高僧。弘一律师原习一切有部律，后入南山宗门，为续佛命脉、振兴律宗，起大誓愿，发大精进，倾全力于南山三大部的整理、研究、教学、弘扬，将中日律学合璧，一举涤荡自宋末七百年来的尘封，将汉地律学推进到第五个阶段——“从隐到显”。
汉地自古《钞》、《记》分行，相互对读非常不便。后来，日本产生了《钞》、《记》会本，并附有元照律师所作的详细科文，带来了一定便利。不过，科文繁复，细微之处隐于正文，检读起来颇为不便。弘一律师为了便利后学，不辞辛劳，以线、圈、点、括弧等标志，配以红、粉灰、黑、蓝等颜色，分别标示大小科文，勾画重点词句，使《钞》、《记》中的隐含结构跃然纸面，古奥篇章变得璨然可读，实为注疏形式的一项重大创新。
弘一律师还注重收集当时刚刚传出不久的敦煌写经，筹措重资从日本请来三大部古刻本，先后多次对《含注戒本》、《随机羯磨》、《行事钞》、《资持记》、《行宗记》、《济缘记》等南山律典进行精审校勘，详加考证，订正错讹，屡有卓见，并对原刻本中的句读做了详细修订，改正了诸多极易误解之处，成为南山律在近代最佳的点校本，令千年华章焕然一新。弘一律师研究戒律，非为个人声名，而是真正为后来学律者架设津梁，开辟通途。他拖着病弱的身躯，耐心整理日本所传关于《行事钞》的注疏，“删其繁芜，挈取精萃”，结集而成《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扶桑集释》，堪为研究《钞记》的最佳工具。他又编写《含注戒本随讲别录》、《含注戒本略释》、《删补随机羯磨随讲别录》、《律钞宗要随讲别录》等辅导讲本，制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行事钞资持记表解》、《事钞持犯方轨篇表记》、《事钞略科》、《随机羯磨疏略科》、《含注戒本疏略科》、《事钞戒业疏科别录》等表记科文，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弘一律师还为在家信众编成《南山律在家备览》，传扬南山宗义，振奋在家律风。
弘一律师不收徒众，但他身边云集了很多诚心学律、荷担如来家业的比丘。圆拙法师便是其中之一。
圆拙法师，俗姓贺，福建连江人，在莆田广化寺出家，受具后不久，即入弘一律师创办的闽南佛教养正院学习。弘一律师前往青岛湛山寺讲律的时候，法师亦随侍左右，研修律学。1963年，圆拙法师驻锡泉州大开元寺，主持筹备“弘一法师纪念室”，潜心研习弘一律师亲手点校的南山律典，深感戒律为佛教兴衰、佛法住世之根本，遂发弘扬戒律的宏愿。1979年开始，法师主持重建莆田广化寺，专门腾出藏经楼，供几位发心学律的年轻法师研究南山律典之用。最初的学习条件颇为艰苦，由于缺少三大部的经本，他们只好从他处借来三大部，花整整一年时间抄录一遍，然后再以每日读五页的速度，耐心研习。圆拙法师对他们悉心关照，耐心辅导。为了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专心研律，又特地修建地藏殿及其封闭院落，号曰“小南山”。其中演莲、界诠、济群等诸师，已成为当今佛教界弘扬律教的中流砥柱。
五
道宣律师的著作最初是以写本流通。在已知的敦煌古写本中，《行事钞》的绝大部分章节与《含注戒本》、《随机羯磨》的大部分内容均得以保存，分散在我国与法国、英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近年来，各国敦煌遗书图录陆续出版，当代充分利用这些资料的客观条件已较成熟。此外，日本金刚寺、七寺所藏平安时代、镰仓时代的古写一切经也收录了《随机羯磨》，内容基本完整。
在刻本方面，除了之前提到的例子之外，南山律典的绝大部分古版皆存于日本、美国等地。较早的版本有：
（1）毗卢藏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原宫内省图书寮）所藏《毗卢藏》中保存有南山三大部、灵芝三记、《含注戒本》和《随机羯磨》的宋刻本。其中，《行事钞》为绍兴三年（1133）刊，《戒本疏》为嘉定六年（1213）刊，其余未详。御茶之水图书馆也收藏有属于《毗卢藏》零本的《行宗记》一卷。
（2）其他宋刻本。如京都东福寺收藏有开禧三年（1207）刊《比丘尼钞》；静嘉堂文库收藏有原皕宋楼旧藏《行宗记》四卷（存一上、一下、三上、四上）、《资持记》一卷、《羯磨疏》二卷；京都拇尾高山寺收藏有《羯磨疏》一卷；京都大学图书馆收藏有《四分律含注戒本》三卷等等。
（3）泉涌寺本，为宋本复刻。其中，东大寺图书馆藏有建长四年（1252）刊《行事钞》一卷（上卷二帖）、正安元年（1299）刊《行宗记》一卷；船桥市图书馆收藏有建长四年刊《行事钞》一卷（下卷四）。
（4）其他稍晚的日刻本。如律宗戒学院收藏有庆长十二年（1607）刊《行事钞》；日本国会图书馆收藏有正保三年（1646）刊《资持记》、庆安五年（1652）刊活字本《济缘记》；大谷大学图书馆收藏有宽文十年（1670）刊《行事钞》、正德三年（1713）刊《比丘尼钞》；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有正德三年（1713）刊《拾毗尼义钞》、贞享元年（1684）刊《比丘尼钞》等等。
另外，尚有诸多在日本德川时代刊印而具体年份不详的各种版本，这里不再一一例举。
近代以来，南山律典的系统整理工作有所进展。《卍续藏》、《大正藏》基本包罗了南山律典的所有内容和很多相关资料，给研究者和学习者带来了很多便利。《大正藏》收录并校勘了《行事钞》、《资持记》、《含注戒本》、《随机羯磨》，《卍续藏》则收录了“二疏二记二钞”（《戒本疏》《羯磨疏》《行宗记》《济缘记》《拾毗尼义钞》《比丘尼钞》），具体包括了《行事钞资持记》会本、《戒本疏行宗记》会本、《羯磨疏济缘记》会本、《拾毗尼义钞》、《比丘尼钞》以及其他相关律学著疏。
民国时期，徐蔚如居士将《卍续藏》中的“南山三大部”与“灵芝三记”的三大会本及《比丘尼钞》、《拾毗尼义钞》引进国内，经过详细校订、加以句读并除去科文后出版，为近代南山律学复兴贡献甚巨。这批刻本即是弘一律师用来进行校勘、圈点并补写科文的底本。
六
自古以来，华夏佛运与毗尼的传承密不可分。唯有律风不堕，佛法的弘扬才有坚实的基础和成功的希望。南山律典经过弘一律师的大力整理之后，为了充分适应现今佛教界的实际需要，仍然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完善，以使南山律宗更加发扬光大。
基于以上的历史传承及时代因缘，此次整理首先将南山诸律典分成“八大部”：《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校释》、《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校释》、《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校释》、《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校释》（戒本、注、疏、记合会本）、《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济缘记校释》（羯磨、疏、记合会本）、《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校释》（钞、记合会本，并含《钞记扶桑集释》）、《四分律比丘尼钞校释》、《四分律拾毗尼义钞校释》，并尝试通过以下几方面来进行系统整理：
一是全面的校勘。弘一律师曾尝试收集国内外各种古刻本、敦煌写本对南山三大部进行周密的校勘，但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尚有多种版本未曾亲见，《行事钞》的敦煌写本则全未采用，弘一律师深以为憾。现今，使用国内外所藏的版本包括现有的敦煌写本对以上律典进行深入校勘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收集各种律典版本和相关经典较为便利，有望完成弘一律师未竟的心愿，审定出更准确、更完善的律典版本。本套丛书尝试全面继承和吸收弘一律师点校成果，并系统搜集包括日本、美国所藏的各种宋刊本、古刻本、写本一切经等，尤其是《行事钞》、《随机羯磨》、《含注戒本》几乎所有较完整的敦煌写本，并加以甄选、组合。在此基础上，对弘一律师所修订的南山诸律典进行系统校勘，本着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订正弘一律师未能发现的文字讹误，并将其他有价值的异文一一忠实地记入校勘记，提高文本的准确性，期望使祖师的原意更为清晰明了。其中《扶桑集释》在弘一律师生前并未能最终完成，是由二埋法师完成整理并流通的。由于当时资料有限，许多引用文献未能经过详细校勘，遗留下诸多讹误处有待修订，本次将其中引用文献都一一尽力复核相关内容而详加订正。
二是规范用字。中国大陆地区读者习惯于使用简体字，普通读者阅读繁体字有困难，再加上南山律典中为数众多的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字，更增加了阅读的难度。本套丛书将南山律典中的繁体字与异体字依据权威字词典进行记录、查询、分析，统一按照最新通用规范汉字标准而转换为符合国家规范的简体字，并对有必要保留的古今字、通假字加以注释说明，降低了现代人的阅读难度，同时也确保了文本的严谨性。
三是现代的排版。古籍大多为竖向排版，本套丛书调整为大陆地区所习惯的横排方式，以便于现代人阅读。
四是清晰的科判。科判是学习南山律的关键。弘一律师为南山律典做了详细的科判，为学人提供了极大方便。但因是在竖版律典页眉处书写多层科判，对现代读者来说，很多地方不容易与正文准确对应。另外，用“一”、“二”或“甲一”、“乙一”等方式来标明科判层级，不容易让人认识多级复杂的层次逻辑关系。本套丛书全面吸收弘一律师对南山律科文的整理成果，并以元照律师所作科文详加复核，对照道宣律师原文加以修订，插入正文相关位置，同时将科判的层级用现代阿拉伯数字整体编码，例如“1.1.2.”“1.1.3.1.5.”等，可直观体现其在整体中的位置和相互的层次关系，准确定位科判与其相对应的正文。
五是准确的标点。弘一大师对三大部做了精良的圈点句读，有效降低了三大部的阅读难度。但圈点句读与现代标点不同，复杂句子的逻辑关系不容易体现，容易产生错读或歧解。本套丛书的标点在弘一律师所作圈点句读的基础上，依据现行国家规范与古籍整理的通例，详加推敲，以方便现代人读文解义。
六是翔实的注释。南山律典文字古奥，义理精微，初学者往往视为畏途。本套丛书针对不易理解的疑难之处，在通查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加入了详尽的注释，力求准确有据，帮助研律者逐步深入南山律。
七是完备的引文。本套丛书对八大部中的所有引文都尽量查出原文的出处和位置，列到当页脚注中，以供读者复查之用。同时，选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引文原文作为注释，以便对照阅读，为当代人研究南山律提供了众多较充分的文献线索。
希望本套丛书的整理出版，为当今佛教界与学术界研究南山律学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帮助读者深入到由道宣律师、元照律师、弘一律师等历代律师传承至今的律学宝藏之中，由此逐步实现南山律学“从古到今”的转变，为中国佛教持续发展和长久住世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作者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本文于2015年5月书于莆田广化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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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南山律八大部校释系列》序言发布于2024-01-14 20:4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