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樹珊《星家十要》——命理师的职业道德--三元九运,九紫离火运-九紫运

袁树珊先生之十要篇，不惟是星家的职业规范，同时也是对术数高屋建瓴的认识，是一篇经典文章。今日读来，依然颇具现实意义。通篇读下来，贯穿着善良、智慧和定力。

术数大家必是贤德儒雅之士。没有足够的修养，不可能打开深奥的天人之学，也不可能继承隐秘的奇器渊源。

旧时代虽然从上到下，风行星相占卜之术，社会上以此作为职业的，不乏其人，可是对于这些专职星命家来说，却也历来相沿，有着一定的职业道德的要求。这种有关星命家的职业道德，袁树珊先生把它归纳为《星家十要》。

星家十要

先君子课读之暇，尝以医卜二学授阜曰：读书而达，固可身列庙堂，为苍生造福；读书而不达，亦可籍一艺以自立。昔贾谊有云：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良以卜可决疑，医可疗疾，同为民生日用所必需。阜资性椎鲁，赋命亦薄，未能读书上达，以慰先人。尚幸于医卜，少役心力。每读陈实功《医学十要》、张路玉《医家十戒》，不禁叹其存心之厚，立论之高，诚为医家宝筏。爱不揣谫陋，特仿其例，着《星家十要》，其宗旨不外司马季主与臣言忠、与子言孝之意。至于学问、廉洁二条，尤为扼要，质之同志，其不以余言为河汉乎。乙卯十月初一日，自记。

当年，袁树珊父亲在课读之暇，曾把医卜星相等学传授给袁树珊说：“读书人士途通达，虽然可以列身庙堂，为苍生造福；士途不达，也可凭着一技之长立身社会。汉朝的贾谊曾经说过：‘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医卜之中。’原因是卜可决疑，医可治病，同为人生日常所需。”后来，袁树珊未能通过读书跻身士途，以医卜而混迹世间。平时，每当他读到古代名医陈实功的《医家十要》，张路玉的《医家十戒》，总是禁不住叹服古人存心之厚，立论之高，于是便就依样葫芦，仿照其例，著为《星家十要》一篇。篇中宗旨，大抵不外汉朝大占卜家司马季主与臣言忠，对子说孝的意思。

学问

长安赵展如中丞序《于平真诠》云：星命虽为小道，而所系大焉。近世术士，为糊口计，莫能深究其理，故学术多不精。学术不精，则信者寡。信者寡，则非分之营求愈炽，而安命者愈希，君子忧之。

观此可知学问之道，贵乎深究其理。然欲深究其理，宜多读书。不仅宜多读星命书，凡经、史、子、集，有关于星命学者，亦宜选读。既增学问，又益身心。用之行道，则吉凶了然，批谈不俗；用之律己，则行藏合理，人格自高。有心斯道者首当知此。

长安赵展如中丞在《子平真诠》的序言中说；“星命虽为小道，而所系大焉。近世术士。为糊口计，莫能深究其理，故学术多不精，学术不精则信者寡，信者寡则非分之营求愈炽，而安命者愈希，君子忧之。”

从赵展如前言的这段话里，可知学问之道，贵在深究其理。要深究其理，就非得多读书不可。对于星命蒙茹何读书，以及读书的作用，袁树珊归结为：“（星命家）不仅宜多读星命书，凡经、史、子、集，有关于星命学者，亦宜选读，既增学问，又益身心。用之行道，则吉凶了然，批谈不俗；用之律己，则行藏合理，人格自高。有心斯道者，首当如此。”

于此可见，一个学者型的星命家，和混迹江湖，混口饭吃的江湖派术士，两者对于学问上的探讨和人品高低，竟是有着多么的不同。

常变

赵展如中丞云：禄命之说，未必尽验，然验者常十之七八，其或因山川风土而小异，由门第世德而悬殊。又一行之善恶，一时之殃祥，忽焉转移于不知，此则常变之不同，造化之不测也。要其常理自不能废，而常人多不能逃，观此可知人之命运，间有不验者，因常变不同也。常变之不同如此，但以常法绳之，安得不毫厘千里哉。为星家者，欲求事功圆满，万无一差，必须参以人情物理，询其山川风土，门第世德，以及生时之风雨晦明，而尤须鉴别其心术之善恶，处世之殃祥，然后定其富贵贫贱，寿天穷通，乃可合法。

赵展如中丞曾经说过：“禄命之说，未必尽验，然验者常十之七八。其或因山川风土而小异，由门第世德而悬殊。又一行之善恶，一时之殃祥，忽焉转移于不知，此则常变之不同，造化之不测也。要其常理，自不能废，而常人多不能逃。”

从赵展如的话里可以看出，星命家为人推命，常有不验的地方，原因还是在于“常”和“变”的不同。由于“常”、“变”不同的客观存在，所以平时星命家如果总是用常法去套，怎么能够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呢？

为此，袁树珊指出：“为星家者，欲求事功圆满，万无一差，必须参以人情物理，询其山川风土，门第世德，以及生时之风雨晦明，而尤须鉴别其心术之善恶，处世之殃祥，然舌定其富贵贫贱，寿夭穷通，乃可合法。”

其实，从客观上说，袁树珊的出发点再好，再结合命理学之外的种种人情物理，可是要求其事的圆满成功，万无一失，也还是无法做到的。不过作为一种推命的补充，袁树珊的看法还是十分高明的。

言语

孔子曰：敏于事而慎于言。梭格拉底曰：天赋人以两耳两目一口，使人多闻多见而少言语，此皆寡言垂教者也。虽然，雄辩亦学问最要之事，故教育家之讲授，演说家之演说、皆非雄辩不为功。推而至于星卜家，亦何独不然。总之言语之道，宜忠实，忌阿谀；宜雅驯，忌卑陋；宜从容，忌躁急，至于繁简得当，巨微检点，尤为要诀。

儒家祖师爷孔子指出，做人要：“敏于事而慎于言。”西方哲人苏格拉底也说：“天赋人以两耳两目一口，使人多闻多见而少言语。”这是说，先哲垂教，重视言语上的谨慎，从而减少人们在言语所可能导致的过失。

然而，世界上的任何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比如滔滔雄辩，也是社会上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社会上教育家的登台讲授，演说家的当众演说，如果缺少了滔滔雄辩的一面，那末他还能获得授课或演讲上的成功吗？

不管慎言也好，雄辩也好，不过对于星命家来说，袁树珊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在于：“言语之道，宜忠实，忌阿谀；宜雅驯，忌卑劣；宜从容，忌躁急。至于繁简得当，巨微检点，尤为要诀。”当然，这又牵涉到星命家平时的品格修养了。

敦品

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凡此四者，可以表示人之心术邪正，品行贤愚也。若不于此等处做工夫，而惟尚服之华美，陈设之精致，终不免为明达君子所轻视。故吾人欲知敦品，当以视听言动为本，衣服陈设为末。苟能如是，则信用远孚，声名振大，有不期而然者。此固尽人当知之理，为星家者，尤宜注意。

儒家先师孔子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以上视、听、言、动，随处都可表现出一个人的心术邪正、品行贤愚来，所以为人应世，如果不在这上面下点检点功夫，处处用礼来加以规范约束，那末即使你平时的穿着再华丽，家里的陈设再精致，也还是免不了要被那些明达君子所看轻。

为此之故；袁树珊提醒：“故吾人欲知敦品，当以视、听、言、动为本，衣服、陈设为末。苟能如是，则信用远孚，声名振大；有不期然者。此固尽人当．知之理，为星家者尤宜注意。”

瓣衣但命星家要以视、听、言、动为本，社会上其他各行各业，又何尝不要以视、听、言、动为本！如若人们处处能以礼来约束检点每个人自己的一言一行，那就精神文明，蔚然成风了。

廉洁

孔子曰：见利思义。《曲礼》曰：临财毋苟得。盖顺取之财为义，逆取之财为苟得。尽我所长，忠告善道，而得报酬者，此为顺取；苟且塞责，伪言欺人，而得报酬者，此为逆取；顺取者，数虽钜亦不失其廉洁；逆取者，数虽少亦不免为贪污。吾人处世行道，当以廉洁自励，而以贪污为戒。

廉洁是历史上古往今来，多么为人们所向往之歌颂的美德！当年孔子就曾说过：“见利思义。”《曲礼》也说：“临财毋苟得。”‘所谓“义”和“苟得”的分界在于：“顺取之财为义，逆取之财为苟得。”

对于顺取、逆取，以及廉洁之道，袁树珊由星命家而推及世人，精辟地概括为：“尽我所长，忠告善道，而得报酬者，此为顺取；苟且塞责，伪言欺人，而得报酬者，此为逆取。顺取者数虽巨，亦不失其廉洁；逆取者数虽少，亦不免为贪污（和现在所说的贪污不同）吾人处世行道，当以廉洁。自勉，而以贪污为戒。”

星命家如果一味贪污逆取，那就道德败坏，有亏于世道人心了。

勤勉

司马季主曰：言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养其亲，慈父以畜其子。又曰：其誉人也，不望其报，恶人也，不顾其怨，以便国家利众为务。故为政客言，当勉以忠君爱民，显祖流，如杨椒山诗云；男儿欲绘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之类。为刑官言，当勉以虚心听讼，勿逞意气，如书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欧阳修《泷冈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之类。为武员言，当勉以身先士卒，捍卫国家。如曾子云：战阵无勇，非孝也。马援云：效命疆场，男儿幸事之类。为有老亲者言，当勉以色养无违，如孟郊诗云：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古诗云：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之类。为有幼子者言，当劝其教养兼施，如古人云：子孙虽贤，不宜溺爱；子孙虽愚，亦贵读书，之类。至于为富贵者，宜劝其学宽；为聪明者，宜劝其学厚；为士者，宜劝其敦品勤学；为农者，宜劝其尽力田畴；为工者，宜劝其专心技艺；为商者，宜劝其诚信无欺。此皆星家应尽之天职，不可不知。

《史记·日者列传》载司马季主对宋忠，贾谊的一段话说贤之行也，直道以正谏，三谏不听则退。其誉人也不望其报，恶人也不顾其怨，以便国家利众为务。故宫非其任不处也，见人不正，虽贵不敬也；见人有污，虽尊不下也；得不为喜，去小为恨，非其罪也，虽累辱而不愧也。”又说：“且夫卜筮者，扫除设坐，正其冠带，然后乃言事，此有礼也。言而鬼神或學饷，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养其亲，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

作为一个星命家来说，袁树珊要求对于各类前来预测，身份各不相同的求问之士，做好思想上的劝勉工作。

他说：故为政客言，当勉以忠君爱民，显祖流芳，如杨椒山诗云“男儿欲绘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之类。为刑官言，一当勉以虚心听讼，勿逞意气，如《书》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欧阳修《泷冈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之类。为武员言，当勉以身先士卒，捍卫国家，如曾子云“战阵无勇，非孝也”，马援云“效命疆场，男儿幸事”之类。为有老亲者言，当勉以色养无违，如孟郊诗云“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古诗云“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之类。为有幼子者云，当劝其教养兼施，如古人云“子孙虽贤，不宜溺爱，子孙虽愚，亦贵读书”之类。至于为富贵者宜勉其学宽，为聪明者宜劝其学厚，为士者宣劝其敦品劝学，为农者宜劝其尽力田畴，为工者宣劝其专，公技艺，为商者宜劝其诚信无欺。此皆星命家应尽之天职，不可不知。

警励

宁陵吕叔简曰：奔走营运则生活，安逸惰慢则死亡。盖生活为万事之根本，人无生活，则不能仰事父母，俯畜妻子，而亦不能保其生命也。故凡为失业之人推命，务劝其弃大就小，自营生活。尤须以先哲格言，求人不如求己，能屈始可能伸之义，反复开导之，万不可使其因循坐误，年复一年，致蹈闲居丧家之覆辙。古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为星家者，能不尽力以警励之乎。

宁陵吕叔简说：奔走营运则生活，安逸惰慢则死亡。一个人生活在世上，要生存，要活命，就得奔走营运；要死寂，要灭亡，就听任安逸惰慢。由此，奔走营运为生存、活命的兴奋剂，安逸惰慢为死寂、灭亡的催化剂。这不是言而喻的，而吕叔简这话的要旨，也正是在于这里。面对这种情况，所以袁树珊认为“盖生活为万事之根本，人无生活则不能仰事父母，俯畜妻子，而亦不能保命也。”为此，袁树珊并为星命家提出要求：“故凡为失业之人推命，务劝其弃大就小，自营生活，尤须以先哲格言，求人不如求己，能屈始可能伸之意，反复开导之，万不可使其因循坐误，年复一年，致蹈闲居丧家之覆辙。古人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为星家者，能不尽力以警励之乎？”

治生

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己。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是观之，财产之关系于人，不亦大乎。故凡为人推命，当嘱其于得意时，撙节用度，力戒奢侈，以有余之资，多置恒产，免致失意时，一无凭借，而贻悔无穷。至于为纨裤子弟推命，又当劝其保守旧业。毋求急功，以免失败，此为星家必要之议论，不可不知。

《孟子·梁惠王上》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书中所说的“恒心”，就是人所常有的善良本心。《史记管晏列传》也引管仲的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此说来，一个人的经济情况，往往对于他的行为，有着一定的决定作用。

关于这方面，袁树珊为星命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故凡为人推命，当嘱其于得意时撙节用度，力戒奢侈，以有余之资，多置恒产，免致失意时一无凭藉而贻悔无穷。至于为纨湾子弟推命，又当劝其保守旧业，毋求急功，以勉失败。此为星家必要之议论，不可不知。”

济贫

孔子曰：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言论之关系，不其大乎。故凡为贫困难堪之人推命，虽一生真无好运，亦不可直率说明，断绝其希望。须婉言曰：大富由命，小康由勤，君能勤勉职业，节省消费，他日又得某运以补助之，不难发达，此非虚伪阿谀，盖不如是不足以保其生命也。至于润笔、务宜壁谢。为星家者，不能以金钱济贫，已属憾事，又岂能吝此区区智识哉。

古人说过，“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可见言语作用之大。懂得了这个道理，所以凡是星命家为贫困难堪之人推命，即使料定他一生真的没有好运，也不可直接谈相，以免断了他的希望之路。这时应当婉言开导：“大富由命，小康由勤。并对他指出，你如果能够勤勉职业，好好地干，并且在开支上省减消费，将来又在某个阶段得到运的帮助，当也不难发达。

对于以上这种做法，并非滑头欺骗，而是对失意者的一种鞭策和激励，所以袁树珊谆谆告诫：“此非虚伪阿谀，盖不如是不足以保其生命也。至于润笔，务宜壁谢。为星家者，不能以金钱济贫，已属憾事，又岂能吝此区区智识者。”

我国古代星命之士，为贫困之人推命往往璧还润资，大概也可算作是个传统了。

节义

宋弘曰：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先哲云：富不易妻。今人往往稍一得意，辄有屏妻宠妾之行为，不义孰甚焉。凡为此等人推命，务以婉词劝之，使其琴瑟调和，俾免家庭恶感，此星家应有之言论，亦大圣与人为善之微意也。若为育子而欲纳妾者，又当劝其慎择。至于孀妇改嫁，当察其贫富，及有无子息以为断。若家贫而无子息者，既无赡养，又无希望，不得已而再醮，姑置不论。若有子息，虽家贫亦当劝其茹苦含辛，抚孤守节。若家道饶余，即无子息，亦当劝其早立承嗣，固守节操，且可以古之节妇而得青史留芳，彤管扬休者，为之模范，使之坚定不移，而成美德。此为星家应尽之天职，亦维持风化之一端也。

先哲有云：“富不易妻。古代名士宋弘也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社会上有些人往往稍一发迹，就摒弃原配夫人，纳妾狎姬，无所不至，当然这是一种应该受到谴责的不义行为。所以，星命家如果碰到这些人来预测命运，袁树珊的态度是：“凡为此等人推命，务以婉词劝之，使其琴瑟调和，俾免家庭恶感。此星家应有之言论，亦大圣与人为善之微意也。

此外，对于当时社会上因为没有子嗣而纳妾，以及寡妇改嫁，袁树珊也有着自己的看法：“若为育子而欲纳妾者，又当劝其慎择。至于孀妇改嫁，当察其贫富，及有无子息以为断。若家贫而无子者，既无赡养‘又无希望，不得已而再醮，姑置不论。若有子息，虽家贫亦当劝其含辛茹苦；抚孤守节。若家道饶余，即无子患，亦当劝其早立嗣，固守节操，且可以古之节妇而得青史留芳，彤管扬休者，为之模范，使之坚定不移，而成美德。此为星家应尽之天职，亦维持风化之一端也。

这里，袁树珊的时代局限是明显的，即使愿望再好，也只能是为封建说教摇旗呐喊。不过话虽如此，人们若能对此加以分析批判，则还是能够在去粗取精的基础上，发现其思想上确实存在着的一些闪光点。

至于近来港台一带，星相之术盛行，人们往往趋之若鹜，使星相家的职业大为红火。不过，他们那里对于正宗开馆的星相家，往往也常提出一定的职业道德要求。比如在台湾凤山市中兴街69号开风山大学士命相馆的郑景峰先生，于1984年夏在为《卜筮正宗》作新式标点时，就在书前写下了五条《星相预言家守则》：

①要有高尚的人格不欺骗客人，不恶意攻击其他星相界同行。

②要有高深的学问没有学历的限制，但必须博通五术，有真芷的才学信。

③要有宗教家的慈悲不可敛财骗色，必须本着慈悲心劝人行善布施。收费不宜太高，贫困的酌予免费。

④要有心理医生的水准聆听客人的问题，指点可行之道，帮助解决困难。

⑤要有地上神仙的风骨有缘才可渡，不必勉强无缘客，用不着为五斗米而折腰。

当然，社会上以骗钱敛财为目的的江湖术士比比皆是，根本不理睬《星相预言家守则》，但毕竟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并不因此就抹煞了正统星相家，确是有着职业道德以作为约束个人言行，与人为善的一面。

袁树珊，据《命理探原》记载，先生生于清光绪七年闰七月十五日（1881年9月8日）。其家世居扬州南乡袁巷，本是医卜世家，家学渊源。其父开昌，字昌龄，除深谙经术，更旁通诸子百家，尤精医术，后寓镇江城西，以医为业，著有《医门集要》、《养生三要》等，并辑有《中国历代卜人传》一书。据《中国历代卜人传》序中所载，此书本是袁开昌所辑，后由袁树珊校订，可见袁开昌亦精通卜筮之术。叔父开存，字春芳，亦精医术。堂兄桂生，名焯，是民国著名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不仅是我国开办中医教育的先驱者之一，还是我国实行中西医结合最早倡导者之一，清末曾与同仁创办《医学扶轮报》，并著有《桂生丛堂医案》。袁树珊幼承庭训，学究岐黄，尤精命理，是闻名海内的医学家、星相家。先生早年随父寓居镇江，以医为业，兼以算命卜卦。袁树珊后就学于北京大学，并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帝大攻读社会学。学成归来后，袁树珊受到行政院长谭延闿赏识，极欲网罗于门下。但袁树珊对于功名利实录，其实并不热衷，坚辞其邀，返乡后专心于星相学的研究，并继续以医卜行世。虽然先生也算是一个职业的卜人，但他并不迷信，也不四处宣扬星相学之神异。他幽默地说：“来向星相家请教的不外三种人：一是受重大刺激；二是迷于名利；三是有的走投无路，所以不得不察颜定色，善为指点。”